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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普利策奖；Ed Yong；科学；新冠病毒

2021年6月11日，Ed Yong今天获得了新闻界最高奖，2021年的Pulitzer Prize（普利策奖），该奖表彰了他对于疫情的科学而详尽的报道。

(图源：Ed Yong的博客)

可能有些朋友对Ed Yong比较陌生。

对于新冠疫情中，除了科学文献，关于疫情知识我最依赖的就是NYT，The New Yorker及The Atlantic的Ed Yong的报道。

（Ed Yong. 图源：维基百科汇图）

Ed Yong的全名是Edmund Soon-Weng Yong，1981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94年移居英国并于2005年成为英国公民。Yong本科（文学学士）和硕士（自然科学-生态）均毕业于剑桥大学，后来又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生化专业的哲学硕士。

2015年Yong加入媒体Atlantic，并常驻美国华盛顿DC；Yong担任科学记者获奖无数，其科普写作方法被描述为“科学新闻的未来”。

（The Next Plague Is Coming）

2018年前他曾撰稿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一场大瘟疫可能会发生，而我们却没有做好准备（The Next Plague Is Coming）。2年后他的预言被印证了。

Ed Yong深入科学家和医生群体，研究调查了很多我们关心的COVID-19问题，比如是否应该戴口罩，疫情会不会复发或变成季节性传染病，疫苗的研发和和推广时间。Yong是有真才实学的一个科普作家，而且他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很多很复杂的病毒学和流行病学的科学问题。

（How Sciences Beat The Virus）

Yong写的How Sciences Beat The Virus是非科学读物中，对于疫情的科学解释最好的文章。在线发表于2020年12月14日，并于2021年1月正式发表。

How Sciences Beat The Virus讲了科学界是如何与COVID-19疫情战斗的。这篇文章见微知著，解读了生物医学界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但也提到了它的诸多问题，比如学术界的恶性竞争迫使很多研究人员利用COVID-19疫情蹭热点发文章、追名逐利。它极好地补充了我之前关于生物医学研究前途的文章。

Yong检索了2020年至今（2020年12月--编者注）的PubMed，发现PubMed上已登载了74,000篇COVID-19论文，是已出现几个世纪的传染病脊髓灰质炎，麻疹，霍乱和登革热的数倍之多，而从1976年出现的最烈性传染病之一的埃博拉，目前只有9,700篇论文。

截止9月，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在今年共接到了3万个投稿，其中16,000篇左右为COVID-19文章。我今年经常提到的Scripps研究所的病毒学家Kristian Andersen指出他之前每个月会接到2-3个审稿邀请，COVID-19疫情后他每天接到3-5个审稿邀请。

而我的朋友告诉我，目前Science和Nature两个杂志主刊因为已经提前透支了大量版面给COVID-19，因此把大量投稿者的稿件分流到了这两个杂志的子刊。Cell除了只接收特定类别的COVID-19研究论文（免疫学、结构生物和系统生物学研究等），其他文章分流到子刊，并将大量论文进行网络预印版刊登，而不使用正式版面。
Yong认为这种类似于曼哈顿计划的生物医学研究对于疫情的迅速响应，来源于大幅增加的生物医学从业人员数量。

从1960年到2020年，仅美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从3万人增长到了22万人，增幅达7倍之多。COVID-19的疫情调动了整个生物医学研究界，美国200个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P3）24小时运转，研究人员加班加点轮流使用；而很多研究人员把研究论文草稿上传到预印版数据库共享给同行。这使得COVID-19的发现被迅速推进。

Yong指出，90年前人类还不能观察病毒；而2020年在第一例COVID-19病例被发现后10天，中国科学家就上传了SARS-CoV-2的病毒基因组序列。截止到11月，已有197,000个病毒序列被上传。在病毒发现后两个月的3月16日，Moderna就启动了应用一种全新疫苗技术—纳米脂质体mRNA COVID-19疫苗的I期临床试验。

（Credit: Joan Wong）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HIV研究对COVID-19研究进展的巨大贡献，为此Yong特意采访了Dr. Fauci。

Dr. Fauci因为HIV研究而在80年代一举成名。2019年Dr. Fauci写了文章”The collateral advantages of studying HIV”（研究HIV的附带好处）。在接受采访中，Dr. Fauci指出HIV彻底革新了病毒学、免疫学和传染病学。我无数次提到了这个话题，HIV的出现让CD4 T细胞研究成为了免疫学的核心内容；借鉴HIV的研究技术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ADD），HCV因而被治愈；基于HIV病毒的慢病毒载体技术使诸多肿瘤和遗传病的治疗获得突破。而COVID-19的迅速进展极大程度来源于这些年蓬勃发展HIV的科学技术积累。
然而Yong引述的最近哈佛大学的一项问卷研究显示，受访的美国、加拿大和欧洲2,500名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中，32%的研究人员将研究重点转向了COVID-19。比如神经生物学家和神经内科专家将研究转向COVID-19患者的嗅觉失灵；而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将研究转向建立流行病学模型，以支持公共卫生政策制定。Georgetown大学助理教授Colin Carlson指出，这种跨领域研究很大程度来源于巨大的利益驱动。生物医学学术界是个金字塔，据估算获得PhD学位的科学家只有16%能拿到教职。生物医学学术领域竞争残酷惨烈，因此COVID-19为很多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一举成名的机会：在全世界几乎每个人都受到波及而急切渴望获取信息的重大疫情之中，任何新论文都可以立即吸引国际媒体的关注，并有被引用成百上千次的可能。

另外，仅在3月，美国国会就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NSF）追加了7500万美金COVID-19专项经费。这些因素导致了大量科学家涌入COVID-19领域，以牺牲学术严谨性为代价，产出了海量草率、功利和炒作性研究。
展望未来，全球科学家应对COVID-19的通力合作为今后应对其他全球性传染病威胁带来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这尤其涵盖了如何甄别和鼓励有益研究，祛除浮躁和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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